第二天上午，骨科主任组织第一次院内会诊。
他把影像一张投到屏幕上。
“右腿还有比较明确的保肢路径。”
“左腿呢？”
秦少游母亲双手紧攥住衣角。
骨科主任沉默片刻。
“左腿的骨缺损和血管损伤都很严重。”
“能不能保？”
“我们只能说尽最大努力。”
“成功率多少？”
“医学上没有办法给这种病例一个准确数字。”
律师立刻开口。
“是否超过百分之五十？”
骨科主任看了他一眼。
“如果只做单一血管修补，数字没有意义。”
“患者需要多学科重建，术后感染和坏死风险也会持续存在。”
秦少游躺在病床上，脸色灰白。
麻醉和镇痛药让他的反应有些迟钝。
听见截肢两个字时，他的手指还是猛地攥紧了床单。
“我不能截肢。”
“目前没有人决定截肢。”
骨科主任保持着专业语气。
“但必须把最坏风险提前告知。”
“你们医院做不了就找能做的。”
秦少游的声音很哑，语气却依旧强硬。
“我花多少钱都行。”
骨科主任没有回应这句话。
钱能够购买更好的材料和护理，却不能让严重缺血的组织必然恢复。
当天下午，医院邀请三名省内骨科、血管外科和显微修复专家会诊。
几人看完影像后，结论基本一致。
右腿保肢希望较大。
左腿存在极高截肢风险。
如果强行进行复杂重建，手术时间可能超过十小时。
即便血管暂时通畅，后续感染、血栓、骨不连和神经功能障碍仍可能接连出现。
一名显微外科专家反复看了几遍CTA。
“这里需要先做长段血管桥接。”
他在屏幕上指出动脉受损区域。
“但骨端不稳定，血管重建以后还要同时完成骨支架固定。”
另一人摇了摇头。
“软组织条件太差，固定和覆盖会互相影响。”
“如果分期呢？”
“缺血时间不允许拖得太久。”
“有没有人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