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却没有放低半分。
接下来由江城市中心医院介绍临床案例。
秦易展示了近三年复杂腹腔肿瘤手术数据。
韦伯不时打断，追问切缘判定与随访完整率。
秦易准备充分，回答没有出现漏洞。
当一段腹腔粘连松解录像播放时，韦伯指出其中两处牵拉力度偏大。
“这里如果再精细一些，肠壁浆膜损伤风险会更低。”
秦易看着画面。
“患者既往做过五次手术，粘连层次已经完全消失。”
“这不是降低标准的理由。”
韦伯淡淡说道。
气氛迅速变得僵硬。
陆晨坐在第二排，一直没有开口。
他并不在意对方语气是否傲慢。
能够准确指出技术问题，傲慢只属于性格。
如果判断本身错误，才需要用事实纠正。
中场休息时，韦伯从翻译手里接过咖啡。
他的视线落到陆晨胸前的名牌。
“你负责急诊外科？”
“主要负责急诊综合救治。”
“那台巨大肝血管瘤也是你主刀？”
“是。”
“以前做过多少例同类型手术？”
“同等体积和位置的病例，只有这一例。”
韦伯眉头再次皱起。
“单例经验不能形成技术结论。”
“所以我从未用单例形成普遍结论。”
陆晨回答得很平静。
韦伯看了他两秒。
“年轻医生通常容易被一次成功放大信心。”
“这会让他们在下一台手术中低估风险。”
“风险判断基于患者，不基于医生的情绪。”
旁边的翻译将这句话完整译出。
几名中国医生差点笑出声。
韦伯没有发怒，只是端起咖啡。
走到窗边后，他用德语低声对翻译说道。
“中国人喜欢把年轻人捧得太高。”
翻译神色一僵。
他以为附近没人听得懂。
弗里茨却从后方走来。
“你最好看完他的手术录像再评价。”
韦伯摇头。
“精心剪辑的录像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那是三百多家医院同步观看的全程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