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风看完，眉头皱得很深。
“我们连危重定义和观察周期都还在细化，他们先要百分之百。”
齐望山也不同意。
但审计方的压力确实存在。
有人提出，可以只统计已经完成转运的病例。
这样结果自然会很好看。
陆晨听到这里，直接把笔放下。
“那些因为条件不具备、转运失败或者中途改变方案的人呢？”
会议室里没人回答。
“如果他们不被算进去，指标就没有反映我们最需要改的地方。”
审计代表沉默了一会儿。
“可不设清晰目标，外界怎么判断项目有效？”
“可以设，但要把分母说清楚。”
陆晨将过去几个月的资料展示出来。
有效接收时间。
途中升级后的响应时间。
临时改变接收地的次数。
患者到院后的治疗衔接。
以及转运取消后是否真正完成风险沟通。
这些指标不够整齐。
但更接近患者经历的过程。
齐望山接过话。
“项目不是为了让报表看起来没有失败，而是为了让失败更早被发现。”
最终，审计方接受了调整方案。
一位年轻审计员会后单独找到陆晨。
“我们以前看数字，确实很少问患者在路上经历了什么。”
“数字有用，但要知道它漏掉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