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堆钱摊在桌上，数了三遍。
一百二。十二张十块的，皱巴巴，边角卷着。我把它们码成一小摞，用搪瓷杯底压平，又数一遍。还是一百二。
电机厂那批货，三百斤，四块五一斤。一千三百五十块。差一千三。
屋子很小。原先红星五金厂的单身宿舍，我现在已经辞职了，这屋子月底就得腾出来。单人床，一张掉漆的木桌，桌上除了我的钱，只有一个搪瓷脸盆、半块肥皂。墙上贴着去年的《工人日报》，标题已经泛黄，边角往下卷。我拉开抽屉，里面有几本八十年代的旧杂志，一支没水的钢笔，一把生锈的电工刀。把抽屉整个抽出来，倒过来抖了抖。掉出来一枚五分硬币，和一张我都忘了什么时候记的电话号码——一个远房表叔，八辈子没联系过。
捏着那枚五分硬币，在桌上转了一圈。
借？找谁借。赵强？我昨天才让他吃了闭门羹。我爸？估计要打断我的腿。
我把硬币按在桌上，停住。
不是没有办法。还有一个选择——李老头。但李老头不会借我钱，我跟他非亲非故，手里也没有东西能押。我只能跟他谈一件事：合作。我出眼力，他出本钱。利润分成。
问题是，他凭什么相信我？
我把钱塞回裤兜，抓起外套，推门出去。外头蝉叫得正凶，太阳西斜，空气里还有柏油路面被晒了一整天的味道。
收购站门口，李老头正蹲在门槛上扒饭。青花大碗，里面是拌了猪油渣的米饭。他吃得嗍嗍响，抬头看我一眼：“又来？”
“叔，跟你谈个事。”
“说。”他没挪屁股，继续扒饭。
我进了院子。地上堆着三麻袋刚收来的废铜，还没分拣。我蹲下去，解开其中一个袋口的麻绳，抓了一把出来。杂铜，黄不拉几，表面发暗。我掂了掂，挑出一截粗短的铜棒，递到李老头面前。
“这个，您今天收的时候，是按紫铜还是杂铜算的？”
他放下碗，接过铜棒，眯着眼看：“紫铜啊，卖相不错。”
“里面灌了铅。”
李老头的筷子停在半空。
我把铜棒拿回来，从兜里掏出那把生锈的电工刀——刚才从抽屉里翻出来的。刀刃抵住铜棒横截面，用力一划。铜皮很薄，底下露出一层灰白色的金属，像豆腐渣嵌在铜壳里。
“灌铅的。”我说，“称一下就知道，比实心紫铜重得不正常。”
李老头接过铜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