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细，弹力不行，买过的人不回头。
收摊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我坐在田埂上清点：今天卖出去六块四，刨去成本，净赚三块二。不算亏，但也谈不上赚。照这个速度，想把投进去的二百块回本，至少还得一个月。
我把铅笔别回耳朵后面，蹬着自行车往家走。
母亲在开铝锅炖排骨。
院子里飘着肉香，我咽了口唾沫。这种香味在九十年代初的普通工人家庭里，意味着今天是个日子——要么是发工资，要么是有什么事值得庆祝。
“哥！”炜婷抱着一摞书从门外进来，马尾辫一甩一甩，“我期末成绩出来了。”
“第几？”
“年级第三。”她把书放在桌上，嘴角抿着，想笑又不好意思笑。
“好样的。”我从兜里掏出今天赚的钱，数出五块八，递给她，“买复习资料。”
“我不要那么多……”她往后缩。
“拿着。”
父亲坐在院角的小板凳上，右手夹着烟，左手搭在膝盖上。那只右手有旧伤，手指微微发抖，是八十年代初在机床上出的工伤。他看了我一眼，烟雾后面脸看不清：“你那个买卖，今天怎么样？”
“一般。”
他”嗯”了一声，没再追问。过了半晌，他把烟头摁灭在砖头上：“吃饭。”
饭桌上摆着搪瓷碗，碗沿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掉了些漆。铝锅里的排骨炖得酥烂，母亲给每人盛了两块，汤里漂着萝卜片。筷子筒是竹编的，插在桌上的搪瓷缸里。屋角的十四寸黑白电视开着，新闻联播正在播国外局势。
“我年轻那会儿，街道工厂刚开，我去糊纸盒。”母亲突然开口，筷子顿了顿，“一开始一天糊不了一百个，手指头都磨破了。后来熟练了，一天能糊五百个。什么事都是开头难。”
我扒了一口饭，没接话。
父亲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母亲，低头啃骨头。屋里只剩下电视里的播音声和嚼萝卜的脆响。
回到住处，我把纸箱卸下来，点清剩下的货。发卡还剩四十三只，头绳十七根，木梳九把，小镜子六副。收入三块二，加上之前的余钱，兜里一共还有六百多。
把价格牌翻过来，看着上面涂改的数字。“1毛8”，铅笔字歪歪扭扭，像个补丁。
明天不能去红旗了。那个妇女明显是针对我来的，价格咬得死，我耗不过。得换个地方——河西的青山镇，或者南边的河口乡，那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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