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头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缸底磕出一声脆响。
“你小子，”他说，“比你爹当年还倔。”
“不是倔。”我说，“是没退路。”
他从木箱子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信封上写着一行字：“温州瑞安工商联联络处”，后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前年一个温州客商落在我院里喝口水，留下的。”李老头说，“说有用得着的地方，打这个电话。”
我把信封揣进内兜。
天已经亮了。
从李老头家出来，走在老街上。晨雾刚散，街面上浮着一层浅金色的光。巷口有个早点摊，煤炉上架着铁锅，油在锅里翻滚，一个中年女人系着白围裙，手里拿双长筷子，麻利地翻着油条。
“一根油条，一碗豆浆。”
“坐。”女人头也不抬。
我在矮凳上坐下。旁边桌子坐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穿一件格子衬衫，袖子卷到肘弯，手腕上戴着一块黑色电子表。他面前摊着一份报纸。
豆浆端上来，白瓷碗边缺了个小口。我端起碗喝了一口。
我瞥了一眼旁边的报纸。是《浙江日报》，头版上一行大字标题：“温州小商品城日交易额突破百万”。
年轻人注意到我在看，抬起头，笑了一下。他嘴角有一颗小痣。
“你也做生意的？”他问，口音带着南边的绵软，尾音往上挑。
“小买卖。”
“巧了。”他把报纸折起来，伸出手，“温州来的，姓黄，黄建国。叫我阿黄就行。你呢？”
“炜杰。”
两只手在空中握了一下。他的手干燥，掌心有茧，是常年搬货磨出来的。
油条端上来了，我掰了一截，蘸进豆浆里。阿黄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根，没点，在耳朵后面夹着。
“温州小商品城，去过吗？”他问。
“没有。”
“值得一去。”他说，“货比市区批发市场便宜三成，款式新，关键是——没有中间商宰你。”
我把油条吃完，豆浆喝完，摸出五毛钱放在桌上。
“走了？”阿黄问。
“有事。”
我没回住处。我转身朝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不是为了进货。是为了去看看——周明远背后的郑东海，在省城的”东海贸易”，到底是什么成色。
晨风吹过来，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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