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
王海走得干净利落。
第二天一早，东海百货的卷帘门没打开。九点，该开门的时间，门锁着。门口聚了十几个等着买货的大妈，叽叽喳喳地议论。
“怎么回事？”
“店长呢？”
“是不是出事了？”
十点，陈婉清从省城赶过来，带着两个心腹。她们打开店门，发现库房里少了一摞文件，收银台的备用金也少了两百块——王海拿走的，算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更麻烦的是，四个熟练员工同时消失。新招的店员连货架编号都记不住，顾客问什么，她们翻半天台账找不着。一个老太太要买三十五码的丝袜，新来的店员给她拿了三双，全是大一号的。
“你们会不会卖货？”老太太把丝袜往柜台上一摔。
下午，陈婉清打了三个电话给王海，全是忙音。她又打给我。
“你干的？”
“什么？”
“别装。”
我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手里翻着王海昨晚带来的会员登记表。三百四十二个人名，钢笔字，密密麻麻写在十六开纸上，有的旁边还标注着”喜欢深色”“要九分袜”“月底发工资来买”。
“王海辞职是他自己的选择。”我说，“跟我没关系。”
“炜杰。”陈婉清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警告，“郑总会查的。”
“让他查。”我说，“查到我头上，我认。查不到，那是他没本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知道了。”她说，然后挂了电话。
郑东海的电话是在三天后打来的。
不是打给我，是打给陈婉清。但我在场——我就在纺织厂店的后间，陈婉清坐在对面，她的表情从平静变成紧绷，又变成若有所思。
“查了，”她说，“没有证据。”
“什么意思？”
“王海是自己辞职的，留了辞职信。四个人跟着他走，属于正常人事变动。至于客户资料……没有目击证人证明他们带走了文件。库房那边说’可能丢了’，但拿不出清单。”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我站在陈婉清的对面，听不见郑东海说什么，但我能想象他的表情——那张圆润的脸上，嘴角抿成一条线，手里的核桃转得飞快，两颗文玩核桃互相摩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这个年轻人……”郑东海终于开口，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