绸厂恢复生产后，女工人数增加到一千二百人。
周启元提议设立一笔互助金，用于工伤、急病和女工子女托管。过去遇到事故，总靠临时募捐，给多给少全看东家心情，既慢也容易起争执。
虞娇同意从年度利润中固定拨出百分之一，但先定了章程。
工伤医药费按凭据报销，急病可申请无息借款，托儿所按实际成本补贴。基金由三名女工代表、一名会计和一名厂方人员共同审核，她本人没有随意支取的权利。
“若有人真的很可怜，却不合条件呢？”周启元问。
“可以另外募捐，不能偷偷改账。”
“报纸会不会说东家不近人情？”
“报纸又不给基金添钱。”
基金成立后，没有用虞娇的名字，也没有举办剪彩仪式。第一年帮助二十三名受伤女工，托儿所让一百多个孩子不必被锁在出租屋里。
明德女校一名校董得知后，希望基金捐助学校的贫寒生。
虞娇拒绝：“章程只管绸厂工人与子女。”
“扩大用途也是善事。”
“今年扩大到女校，明年医院、孤儿院都来，最后谁声音大谁拿钱。工人交出来的利润，反而轮不到工人。”
苏曼青听说后，评价她做善事也划得太清。
可她自己的女校经过账目风波，也开始使用定额助学金，不再凭一封动人的求助信便临时扩招。
她没有承认那套规则有用。
虞娇也没有拆穿。
她仍旧很少去厂里，每季度只听一次报告。基金的日常事务由别人负责，她只在有人想挪用时，毫不客气地换掉管理者。
陆昭衡说她懒得很有制度。
虞娇靠着他笑：“这叫会用人。”
“夸你一句，明日能不能陪我去董事会？”
“不能。”
会用人，也包括不把自己用进去。
海城安定后，陆家生意逐渐恢复。
女子储蓄专柜从一间女宾室扩展为独立部门，聘用的女职员超过百人。绸厂采用新机器，利润比虞伯安掌管时翻了一倍。
虞娇因此越来越有钱，也越来越能花钱。
她一年做几十身旗袍，去南方避寒，夏日住山间别墅；她请最好的厨师，买喜欢的珠宝，出门永远有汽车和佣人。
报纸一面报道她开创女子储蓄风气，一面仍爱称她“海城最娇贵的银行家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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