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火，来自代表团内部悄然滋生的不满和猜疑。
赵振国是随团人员，虽然他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安排在代表团规定的休息时间或自由活动时间进行，但这种频繁的、在他人看来目的不明的外出，很快引起了同房间同志乃至其他代表团成员的注意。
在七十年代末的出国代表团里，纪律性是摆在首位的。
大多数成员在自由活动时间，要么在房间整理资料、学习文件，要么三五成群在酒店附近谨慎地散步、交流心得。
像赵振国这样，一有空就“溜得不见人影”，直到深夜才回来的，绝对是异类。
于是，一些风言风语开始流传：
“这个赵振国，天天往外跑，是不是去见识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了？每次出去都打扮得人模狗样，回来身上还偶尔带着酒气！”
“听说他以前就路子野，你看他那样，哪像是来学习的？”
“鬼鬼祟祟的，别是出去干什么违反纪律的事吧？我听说啊，新宿、银座那边，有些地方……嘿嘿，可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啊！他别是经不起考验，去那种风月场所‘考察学习’了吧？”
“得向团长反映一下，影响太坏了！万一出点事，可是给我们整个代表团抹黑！”
这些窃窃私语，如同病毒般在代表团下榻的酒店走廊、餐厅角落蔓延。
尽管毫无实据，但“出入风月场所”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其杀伤力便瞬间超越了简单的“纪律涣散”。
直接指向了个人品德和生活作风，甚至可能被上升到“玷污国家形象”、“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考验”的政治高度。
这些越来越出格的议论，自然逃不过代表团内部负责思想动态和纪律监督的同志的耳朵。
他们感到事态有些失控，认为无论真相如何，赵振国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不良影响，必须加以约束。
于是，一份措辞严谨但指向明确的内部报告被整理出来，核心内容便是：
“赵振国同志在日期间组织纪律涣散，频繁无正当理由外出，行为表现引人疑窦，在团内已造成不良影响。为严肃纪律、维护代表团整体形象，建议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严格限制其非公务外出。”
这份报告，被郑重地递交到了代表团团长面前。
当老人从秘书手中接过这份报告，戴上老花镜，仔细阅读上面的内容时，他那饱经风霜、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脸上，也难得地掠过了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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