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评估了一下风险。”周振邦看着赵振国，“去湾岛的机会，千载难逢。自从白色恐怖之后，咱们在那边的网基本全断了。这次要是放弃了，下次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我跟陈宝山在酒店房间里关起门商量了一整晚，也发密电请示了领导。陈宝山说，来都来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我说，风险可控，但要重新排练。陈宝山想了想，说了一句话让我下了决心，‘周主任，咱们干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活。你怕吗？’
“怕不怕，不重要，任务必须完成。”周振邦语气平静，“于是，我们拆开了那五个信封。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是‘华联实业’的刘经理、王技术员、李跟单……
“第三天，我们从港岛启德机场出发，搭乘中华航空的班机飞往台北。”
那个年代，去湾岛没有第二条路，只能从港岛中转。飞机快一些，船太慢，而且码头查得更严。
“到了桃园机场，一出关，果然被拦了。”
赵振国手里的烟一抖。
“别紧张，听我说。”周振邦笑了笑，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冷峻，“拦我们的是入境处的两个官员，态度倒是客气，但问得很细——来湾岛做什么？考察什么项目？跟林清源先生什么关系？在港岛做什么生意？待几天？住哪里？
“这些问题我们提前排练过不下二十遍，确保对答如流，把我们新背的身份说得滚瓜烂熟。
但入境处的人翻来覆去地看我们的护照，又问：‘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我面不改色，说我们都是港岛居民，不信你们可以查，我们手里的港岛身份证，确确实实都是真证。
“足足盘问了四十分钟，最后总算放行了。可我们几个都知道，尾巴一直都在。”
赵振国皱眉：“那你们岂不是全程被盯着？”
“何止盯着。”周振邦把烟掐灭，又点了一支，“林清源派了车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台中一家酒店。当天晚上，林清源在酒店餐厅请我们吃饭，吃到一半，服务员过来跟林清源耳语了几句。林清源的脸色当时就变了。
“他说：‘赵先生，外面有几个人，可能是调查局或者警备总部的。你们小心点，不要乱讲话。’
“第二天去鞋厂参观，更值得警惕。”周振邦的语气变得低沉，“鞋厂门口停着两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里面坐着人，戴着墨镜，既不进门也不走，就那么停着。厂里的工人私下跟我们说，‘最近有人来打听你们，问你们是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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