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房产局的官员几乎没在签字桌前多坐一分钟，笔尖划过纸面时甚至带着几分愉悦，在他们看来，这是天上掉下的冤大头，迫不及待要接住那堆危楼。
安德森拿到产权证那天，柏林墙还在，他站在腓特烈大街上，风吹走他手里的烟灰，他忽然想起赵振国那句指令：
“这栋楼不要装修，不要出租，留出现金储备。墙倒之后，用它做抵押，从瑞士银行贷款，杠杆可以放到五倍。”
他当时没想透，一栋东柏林的老破楼，凭什么撬动五倍？
但他并没有追问，工作千头万绪，省点时间多干点活吧。
视线转向莱比锡。
安德森通过一位莱比锡大学的中间人，以“技术咨询公司”的名义，逐一找到专利持有人，大多是退休研究员或他们的遗孀，拿着泛黄的授权书，住在暖气不足的公寓里。
但进展到第十一份时，出了意外。
一位老教授，握着非球面研磨的核心专利，拒绝出售，颤巍巍地推开安德森递来的信封。
安德森没有强劝，他退出去，花了整整两天打听到老教授唯一的女儿在西德慕尼黑一家医院做护士，因签证问题已三年未能回国探望。
安德森连夜联系慕尼黑的朋友，加急办妥了一份“家属紧急探访”许可，亲自开车将老教授送到边境检查站。
老教授过境那一刻，回头看了安德森一眼，浑浊的眼睛里泛着水光。三天后，授权协议签了字，价格是五万马克。
安德森没有多付一分，他只在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小字：“您女儿下个月可以回耶拿过年。”
到十月中旬，安德森攥着十七份授权协议，总花费不到二百万马克，轻得像一把羽毛，沉得像一颗雷。
但就在他准备收网时，西德蔡司的法务部忽然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警告信，声称“部分专利存在优先购买权争议”。
安德森没有慌，他把十七份协议的签署日期、公证人签字、付款凭证全部整理成册，通过苏黎世的律师发出一份措辞对等的回函，附注了一句：“优先权须在专利公告后六个月内行使，现已逾期，恕不受理。”
金融环节，则藏得更深。
十一月九日，柏林墙倒塌的消息像一块巨石砸进湖面。
安德森做了件让黄罗拔几乎摔掉电话的事，他请苏黎世的银行朋友，在两天之内将所有瑞士法郎和美元现金，悉数换成了东德马克。
“你疯了？”黄罗拔听说了这个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