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多少？”
南次郎伸出两根手指。指腹上是厚厚的茧，那是几十年握拍打磨出的铠甲。
“差两分。”他说，“每一盘，都差两分。抢七到六比六，我赢不了那最后两分。局点四十比三十，我拿不到那制胜的两分。”
他停顿了很久。工具房外传来夜虫的鸣叫，一声，又一声。
“那两分，”南次郎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就是你缺的那百分之十五。”
越前的手指猛地收紧。那颗笑脸球上的裂痕硌着掌心，尖锐地疼。
“......什么意思？”
南次郎没立刻回答。他弯腰，从铁盒子里抽出那本复健笔记，翻开其中一页，手指抚过上面潦草的字迹——那是他二十五岁时写的，关于如何在左膝切除半月板后重新学习走路。他又扔回去。然后他卷起左腿的裤管，动作很慢，像是在揭开一道陈年伤疤。他指着膝盖上那道凸起的疤痕，指尖在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某种压抑已久的情绪。
“二十岁的我，”他说，“这里还没碎。或者说，碎了，但我不知道怕。”
他的手指重重按在那道疤上，按得皮肤发白。
“那年法网半决赛，红土场。我的左膝半月板已经裂成了三瓣，十字韧带每走一步都像有人用刀子在割。医生说我应该立刻手术，否则这辈子别想再打球。但我上了场。第一盘，我像个疯子，每一次滑步都把自己扔出去，不管落地时膝盖会不会碎成渣。我眼里只有那个球，只有对手的喉咙。我要赢，哪怕代价是下半辈子坐轮椅，哪怕四十岁要在轮椅上度过。”
越前的喉咙发紧。他想起母亲伦子那天在工具房外，手里拿着的那个信封——里面装着南次郎第147天的核磁共振胶片，显示着三枚钢钉的植入位置。她早就知道这一切。她保存着那个铁盒子，像保存着一颗定时炸弹的引爆器。
“那百分之十五，”南次郎盯着儿子的眼睛，一字一顿，“就是那种不要命的疯劲。是‘去他妈的明天’，是‘哪怕此刻我烧成灰，也要在这一秒把对手撕碎’的野蛮。是纯粹的、自私的、毁灭性的求胜欲。二十岁的南次郎，是个亡命徒。”
他松开手，裤管滑落，遮住了那道疤。但越前知道，那三枚钢钉还在里面，永远在里面，随着他每一次起跳而哀鸣。
“现在呢？”越前问，声音干涩。
“现在？”南次郎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疲惫的温柔，他拍了拍左膝，“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