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发球前，会多想零点一秒。我会想，如果我全力起跳扣杀，落地时钢钉会不会移位，会不会刺穿剩余的软骨，让我明天就站不起来。我会想，如果我这一拍废了自己的腿，谁来每天清晨五点陪那个臭小子练削球？谁来在他右膝复发、疼得走不动路的时候，告诉他怎么调整站姿，怎么把发力点从膝盖转移到腰腹，才能不把重量压在前脚掌？”
他站起来，走到越前面前，蹲下来。两人的视线平齐。南次郎伸手，手指点在越前心脏的位置，力道很重，重得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按进去。
“我有了你。那百分之十五，我弄丢了。或者说，我把它藏起来了，藏在你妈保存的那张胶片后面，藏在‘爸爸’这个该死的称呼后面，藏在我左膝的钢钉里。二十岁的南次郎是个亡命徒，现在的南次郎只是个想多陪儿子打几年球的瘸子。所以我打不过那个除了赢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每一盘，都差那两分。”
越前的眼眶烧得厉害。他想起白天在红土场上，南次郎左膝发出那声轻响时，父亲脸上闪过的那丝真实的痛苦。那不是战术诱饵，那是日复一日的折磨。他想起增量事实里那个残酷的真相——南次郎十五年前退役，用最后一场比赛换取了陪伴儿子打球的机会，哪怕这意味着四十岁可能坐轮椅。
“所以你做这些，”越前低下头，右膝的伤口又在突突地跳，像是要提醒他什么，“故意在训练里刺激我的右膝，故意在第63次训练里逼我到极限，逼我埋了那个笑脸球，逼我在疼到发抖的时候还要完成随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