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了点头：“行。”
第二次，隔了几天，又一名留日军官被叫去问话。王铭章再次去找她。这次他语气重了些：“薛队长，我跟你交个底。那几个军官，要是有问题，我亲自把他们绑到重庆去。要是没问题——”他看着她，没往下说。
薛晴还是那句话：“王师长请谅解，特殊时期，属下只是公事公办。”
堵得王铭章无话可说。他回到办公室，在椅子上坐了半天，跟赵渭滨说：“这丫头，软硬不吃。”
赵渭滨问：“那几个军官，真有问题？”
“有个屁问题。”王铭章没好气地说，“她查完了，不也没事吗？她就是走程序。可她走的这个程序，我拦不住。”
赵渭滨想了想，说：“那你拦她干什么？让她查。查完了，没问题，底下人也踏实。”
王铭章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知道赵渭滨说得对。可他就是不舒服。那几个军官是他带出来的兵，他护犊子。可薛晴那句话“公事公办”，他挑不出毛病。她是上面派来的人，她走的是上面的程序。他拦不住。
他叹了口气，拿起桌上的文件，又放下了。窗外，薛晴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过来，还在讲三民主义。他听了两句，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关上了。然后他又推开，站在窗前听了一会儿。他想起薛晴那句话——“我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打仗的。”他承认，这丫头，是来干事的。可干事的方式，让他这个当师长的，有点不是滋味。
他转过身，拿起军帽，推门出去了。操场上，薛晴正站在队列前，阳光照在她脸上，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她没有看见王铭章。王铭章站在操场边上，双手背在身后，听她讲完最后一段。他没走。这一次，他听完了。然后他转身，回了办公室，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