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贵递来一张纸条。
我接过纸条，展开。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地址，都是江城东边几个乡镇的废品收购站。
“这四个地方，”张德贵压低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上个月都换了老板。原来开店的老人，要么’自愿’转让，要么突然不干了。手法一样——高价收，压价卖，三个月把人挤垮，再低价接盘。”
我把纸条对折，塞进口袋。
张德贵挠了挠头：“姓周的不只是在收铜。他在拢人，把江城这一片的散户一个个吞进去。你那个发小——姓赵的——最近跟着姓周的到处跑，神气得很。”他说完拎起蛇皮袋，“话带到了，我走了。厂里还有活。”
“不喝口水？”
“不了。”他已经跨出门槛，又停了一下，“炜杰，我舅说……你小心点。姓周的不是做买卖，是在划地盘。”
关上门，把纸条又掏出来看了一遍。四个地址，四个被吞掉的收购站。周明远不是在跟李老头抢生意，他是在清场——把江城这一片的散户全部扫干净，然后一个人坐下来，独享整条河的水。
我把纸条压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是红旗集。
我起了个大早，把货装进两个纸箱，绑在自行车后座。发卡、头绳、木梳、小镜子，还有几副毛线手套——那是上次进货时顺手拿的，想试试水。
集市上的人不少，但我的摊子前始终稀稀拉拉。
一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太太走过来，拿起一把桃木梳，对着光看了半天，手指摩挲着梳齿。
“多少钱？”
“三毛五。”
她放下梳子，没说话，走了。三步之外另一个摊子也有木梳，喊价两毛五。我的进价就是三毛，两毛五卖，亏。
过了晌午，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蹲在摊子前，捏着一只红色塑料发卡，翻来覆去地看。
“两毛。”我说。
她抬起头，往对面摊子瞟了一眼。对面摆摊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妇女，也正往这边看。小姑娘把发卡放下，站起来跑了。对面传来一声吆喝：“发卡一毛五！新到的货！”
我把价格牌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摸出铅笔，把”发卡 2毛”擦掉，重新写：“发卡 1毛8”。
一个发卡亏两分钱。但亏两分，总比卖不出去强。
下午人流多起来，有几个妇女围过来看。一毛八的发卡动了，小镜子也走了两副。但头绳几乎没人问——上次进的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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