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临时起意的传话，是摸底。他们知道我在哪儿住、在哪儿摆摊、坐什么车回来。下一步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请吃饭。
我离开窗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木箱。箱子里是我全部的家当——还剩七百多块，分三摞用橡皮筋扎着。我把钱拿出来，分成四份：两百塞回箱子，推进床底最深处；两百卷成筒，塞进墙缝里，用一张旧报纸糊住；三百揣进内衣口袋，贴着肚皮；剩下几十块零钱，留在裤兜里日常用。
做完这些，坐在床沿上，盯着地上的影子。
一个人打不过郑东海的势力。他们有车、有人、有省城的关系网。我呢？有一堆发卡和十六块八。
李老头的店关了，暂时指望不上。父母——更不能让他们卷进来。父亲的手有工伤，母亲在纺织厂三班倒，他们经不起折腾。
但我不是一个人。至少前世不是。
我想起一件事。前世一九九零年，我在机械厂单身宿舍的报纸上读到过一则消息——省城有个”温州商会”，是一群温州籍商人搞起来的互助会。他们互相拆借资金，共享货源信息，最重要的是，有人欺负其中一个，其他人一起上。郑东海再横，也不敢同时跟几十个温州人对干。
问题是，江城有没有温州人？我不知道。前世的我在工厂里浑浑噩噩，两耳不闻窗外事，根本注意不到身边有没有外地人。
但这是一个方向。
窗外天完全黑了，路灯底下有飞蛾在扑棱。站起身，把床铺好，准备明天一早去李老头那儿——他的店关了，但人还在，他知道江城的老底。
刚吹灭蜡烛，门外传来脚步声。
不是正常的上楼声。那脚步声在楼梯口停了一下，又往上走，很慢，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在我门口停住了。
我站在床边，没动。
敲门声。两下，不轻不重。
“谁？”
门外沉默了两秒。然后：“我。”
赵强的声音。
我把蜡烛重新点上，走过去，拉开门栓。
赵强站在门口，和以往不同。他没叼烟，没带人，身后空空的。灯光照在他脸上——表情复杂，不是来挑衅的，也不是来传话的。他像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站在这里。
“炜杰，”他说，声音比平时低，“我能进来吗？”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半句：
“我有话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