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远站在门槛外，没进屋。
“郑总说了，不等三天。”他重复了一遍，“今晚就要答复。”
我扶着门框，没让开。夜里的热气从地面往上蒸，蚊子在耳边嗡嗡转。
“为什么提前？”
“郑总不喜欢等人。”
我沉默了几秒。不能答应得太快，太爽快他会起疑。也不能硬顶，周明远身后站着那个穿藏青唐装、盘着核桃的人。
“我要是不答应呢？”
周明远笑了一下。嘴角往两边扯，眼睛没动。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火柴盒，在手指间转了一圈。
“那你明天就会发现，江城的集市上多了十几个卖小百货的摊位，价格比你低一半。”他把火柴盒塞回口袋，“你的货源也会断掉。郑总不整人，他只是……让人做不成生意。”
我盯着他的脸。他在等我发抖，等我求饶。我没动。
“我答应。”我说。
周明远的眉毛挑起来。
“但不是全部。”我补上一句，“我在江城做我的生意，他的渠道我用，但他不能管我进什么货、卖什么价。”
“这不是你能讨价还价的。”
“那我就不答应。”
巷子里有邻居端着尿盆走过，瞥了我们一眼，加快脚步。远处有人在用煤炉炖汤，一股当归的味道飘过来。
周明远看了我很久。最后他把那根没点的烟别到耳朵后面。
“我会转告郑总。”
他转身走进黑暗里。我等他的脚步声彻底消失，才关上门。插销咔哒一声落锁，我的手在抖——我在赌。赌郑东海不会为了一个街边摆摊的小子费太大劲，赌他对我的”好奇”还多于”杀心”。
次日我没出摊。
桌子上的货堆成小山——塑料发卡、橡皮筋、钥匙扣、碎花手帕。我一件一件整理，分类，用橡皮筋捆好。然后数钱。七张百元大钞，还有一些零碎票子，摊在床上。
太阳从窗户东边移到西边，影子在地上慢慢爬。巷口有人喊卖豆腐，喊了三轮。一整天没有消息。
我翻父亲的笔记本。1965年的出差记录，钢笔字迹已经褪色，纸边发黄。上面写着东北各地的机械厂名称，地址，联系人。那时候的父亲二十出头，手腕有力，能单手拎起四十斤的零件箱。
傍晚，有人敲门。
我拉开门——不是周明远。是个穿绿马甲的自行车邮差，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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