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抽打着，像在替这一州百姓喊冤。
唐舜沉默了许久。
他缓缓站起身，走到赵义面前。
这个头发花白的录事参军事，此刻像一截烧了半辈子的老炭，外面是灰，里面还是红的。
唐舜看着他，慢慢道：“赵录事，今日起，你把这些税，一笔一笔，全给本官记下来。”
“越细越好，该革的革，该废的废，灵州百姓头上，不能再压这些大山了。”
赵义眼眶微微一热，忙低下头，拱手道：“下官，代灵州百姓，谢过大人。”
“先别急着谢。”
唐舜转身，望向门外，“我手里也要先有刀，没刀，革不动。”
“等祭完文忠公，我让全灵州都看看，什么叫轻徭薄赋……”
赵义领命而去。
堂中又只剩唐舜一人。
唐舜其实清楚。
灵州官府的困窘，并非一日之寒。
朝廷拨银有限，地方事务繁重，修城、养兵、赈灾、转运，样样都要从府库出。
库中无钱，又不许官员生财，便只能将手伸向百姓。
赋税愈重，徭役愈频，丁口愈减，府库愈空，终成死结。
唐舜早已看得明白，灵州并非没有活路，是被这套“清高”的旧规矩活活勒住了咽喉。
什么不与民争利。
多少年来，这四个字成了官府不经营的铁律，也成了商贾攫利的护身符。
温池县便是明证。
若当时县中设有官营粮铺，仓里有粮，手中有价，四大家族又岂能抱团成势，把一县百姓的命脉攥在掌心？
官府拱手让出的利，从没有落到百姓头上，而是全数流入了那些大商巨贾的口袋。
百姓买粮看粮商脸色，买盐受盐商盘剥，连烧一口热水的柴火，都要仰黄家鼻息。
官府则坐在堂上，一边喊穷，一边加税，加税之余，顺便中饱私囊。
清高又清高得病态，百姓却在这份清高里被啃得骨瘦如柴。
唐舜坐在案后，就着油灯，在纸上缓缓落墨。
字迹粗重，力透纸背。
他写的不是奏表，也不是告示，而是一份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清单。
盐，必须官营。
铁，必须官营。
煤，必须官营。
此三者，是百姓活命的根子，是边州稳定的基石。
命门
…。。